点击查看微信稿件原文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 Ingress Beijing
刚入坑的时候，我对于某些特工前辈提出的“自证清白”的潜规则，多少是带着一些反感的。
在官方反作弊机制严重缺位的情况下，尽管我在情感上理解一个特工保护自己舟车劳顿的成果不受潜在作弊玩家肆意侵害的愿望，但在理性上却完全无法认同前者对后者自证清白的要求，认为这多多少少有些“私设公堂”，并把道德上升到法规的味道。
但随着自己逐渐疏远了萌欣的身份，参加过几次微不足道的个人和阵营行动，亲历过几次质疑和被质疑的过程后，我开始意识到自证清白并不是道义或规则上的要求，而是利益权衡过后的选择。
1972年，美国波士顿查尔斯河畔。也许是因为读书太累了，某大学的一名博士研究生竟然在他的毕业论文中提出了一个荒诞的想法：读书无用。
正如研究了大半辈子黑洞的霍金提出“黑洞不是那么黑”，我们这位可爱的博士生并非觉得读书完全无用的：他认为读书不是以增加知识储备为目的，而是彰显一个人优秀学习能力(和潜在的优秀工作能力)的一种方法。暂且忽略教育对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读书被抽象成了一个以一定的时间成本获得文凭认证的过程。按照他的理解，对于个体而言，读书、升学、拿学位，还是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显著的竞争优势的。
假定我们的社会有两类人：肝帝和咸鱼，他们在玩Ingress和发奋读书之间做出选择。起初，肝帝和咸鱼一起玩Ingress，没有人高兴去读书。问题倒也不大，因为社会里就这么些人，用人单位怎么也得雇佣，用人单位分不清谁是肝帝谁是咸鱼，但至少他们都有可能找到工作。
后来，肝帝意识到Ingress误我青春毁我前途，于是怒删游戏，发愤图强读书考学，凭着烫金的学位证博得了雇主的青睐，不用多久，就升职加薪，当上总经理，出任CEO，嫁给高富帅或者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徒留咸鱼还在工地搬砖。
于是咸鱼们看不下去了，转而也发奋读书了。肝帝和咸鱼都有了烫金的学位证，雇主又分不清谁是肝帝谁是咸鱼了。比起最初的状况，其实大家的求职竞争力没有本质变化，但是大家都花钱花时间读书而不是开开心心玩Ingress，这种情况用当下流行的一个词语来概括就是——内卷。
我们回到这名博士生，他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只要报酬适当，我们并不需要担心“内卷”的发生。为什么呢？关键就在肝帝和咸鱼学习的成本是不一样的。
学习能力强的肝帝，轻轻松松完成学业拿到毕业文凭，没有什么痛苦，但咸鱼却需要承受不菲的“痛苦值”。只要升职加薪，当上总经理，出任CEO，嫁给高富帅或者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带来的“快乐”不能弥补完成学业的“痛苦”，那么咸鱼就不会掺和肝帝的求学大业，从而故事只会是上述的第二种情况，第一和第三种并不会发生。
(什么？迎娶白富美的快乐还比不上读书的痛苦？？？)
我们把第二种情况下，不同类型的参与人选择不同策略的结局叫做分离均衡(Separating equilibrium)，其余两种不同类型的人选择相同策略的情况叫做混同均衡(Pooling equilibrium)。而故事中“无用”的读书过程，被称为信号发送(Signaling)。
因此，这个博士生讲的故事可以概括为，对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两类人群，只有高能力的人，由于其较低的学习成本，有动机把考取文凭作为一种信号，向雇主展示自己的能力，从而实现分离均衡。
当然，这个故事一大半是我杜撰的。这名博士生的原作比我的文字有趣多了，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去看。
哦对了，这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博士生叫做迈克尔·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他凭借对信息不完全市场的信号发送与分离均衡理论的研究，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和号称现代经济学史上第一柠檬精的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分享了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乔治·阿克洛夫从对二手车市场的研究中提出了逆向选择效应，而二手市场在美国俚语中被称作lemon market。)
回到Ingress，当我们无法扭转类似于“我进入某限制地区是我牛逼，而你们进去就是飞机”，或者“我周末开车五百公里是享受生活，而你们就是烧汽油破坏生态”这种一个阵营对另一个阵营的固有偏见时，一名在敏感时间出现在敏感地点的特工，在对立阵营的眼中，很自然地像薛定谔的猫咪一样分裂成了两种类型：正常玩家和作弊玩家。
正常玩家和作弊玩家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取得实地到达过的证据，而这是后者无法做到的。利用这个成本差异，提供在场证明等证据，能够在信息不完全的阵营关系中发送一个玩家是正常玩家的信号，从而实现一个潜在的分离均衡。
因此，比起质疑者的要求，自证清白的过程，一方面客观上抑制了作弊现象的存在，另一方面，主观上我更倾向于视它为一个正常玩家对于自己免受对立阵营指责的一种保护。
当然这个保护是有成本的，我依然很难认同质疑者要求被质疑者披露某些信息的权利——至于是出卖隐私获得信任，还是不发声承受指责，后者才是具有选择权利的一方。
遗憾的是，当你认为你有选择的时候，你的选择其实已经被安排得明明白白：当我们认为信号发送的机制存在的时候，信号发送其实就成为了一种必需。
在一个“高能力的求职者就应该展示高学历”，“正常玩家就应该自证清白”的信念广泛存在的情况下，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机制使得大家会认定“没有高学历的人能力就差”，“不自证清白的就是作弊玩家”。
于是说好的选择，到最后又变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了。
分离均衡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一些关键证据缺失的时候，怪不得别有用心的人们，用最大的恶意捏造阴谋。
这也是一种无奈。
参考文献：
1. Spence, M. (1973). Job market signal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3), 355-374.
Telegram – https://t.me/IngressBeijing
Twitter – @ingressbeijing
网站 – https://bjres.net
请务必投稿后联系 @AlexRowe 确认稿件到达
Telegram – @alexrowe
QQ – 350259971
